（原载于《吉林大学报》2008年5月26日第293期，作者谢地）
2008年5月9日5时55分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、教育家、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张维达先生与世长辞。噩耗传出，先生的弟子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，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赶来，献上无尽的哀思。作为工作、生活在先生身边的弟子，我在参与料理先生的后事的同时，自然要照顾各地赶来的同学。与大家忆起先生的音容笑貌，念及先生的教诲和关怀，想到从此与先生永诀，弟子们相拥而泣，泪眼朦胧。还有一些女弟子则跪在先生的灵前失声痛苦，其情其境，让人心碎。送别先生后，大家都说，先生虽然离我们而去了，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先生的思想、品质和德行将永远引领我们不畏艰险、奋勇前行，并嘱我代表诸弟子撰文缅怀先生的恩德。为了完成同学们的嘱托，我开始静静地追思与先生交往的细节，阅读先生的遗存，甚至翻出了尘封已久的先生修改过的文稿。这是一段令人伤感的心路历程，睹物思人，泪水常常模糊了双眼。但同时，一个仁厚、睿智、渊博、严谨，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的师者的形象也越发高大、清晰……
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、诲人不倦的智者。他不仅具有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功力，而且具有丰富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各学科的知识。先生生前曾告诫我们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要下功夫，不能浅尝辄止，基本原则不能动摇，要与时俱进，不断发展；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在研究经济运行、经济发展问题时形成的有益的方法；博士生不仅要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，特别是《资本论》这一课，也要补应用经济学的课，要理论联系实际。无疑，这是中国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正确方向。先生晚年除了精心指导博士生外，每天还要应付大量的来自校内外的各种咨询、征求意见、给著作出版写序言、给成果结项写鉴定，等等。先生总是不惜时间精力地去接待每一个来访者，从修改文字到热情地提出建议，总是娓娓道来，令每个来访者不虚此行。所以，得知先生病逝的噩耗，国内著名高校和吉林省党政机关都深表哀悼，痛惜失去这样一位良师益友。
先生是高屋建瓴、具有大师风范的一代经济学名家。早在20世纪５０年代，先生就在《经济研究》上发表长篇论文与前苏联专家商榷。从那时开始，先生就一直站在经济理论的最前沿和制高点。这使得他无论是学术研究，还是指导博士论文选题及写作，都有一种敏锐的洞察力，能够拨云去雾，指点迷津，善于切中要害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使读者和学生感到曲径通幽，豁然开朗。
先生是一位精益求精，治学严谨，在悠悠无尽头的真理长河中永不停息的探索者。每一个已经毕业的弟子可能都有论文被先生“残酷”修改的痛苦而又温馨的记忆。弟子永远都不会忘记先生使用非常廉价的红色圆珠笔，把我们的论文改得面目全非。从观点、方法、结构到字词句章，甚至连用错的标点符号都被细细地改过！先生一生著述颇丰，晚年仍坚持研究，不辍笔耕。即使是在重病住院期间，还嘱咐身边的子女，要帮他整理好经济学期刊、文献，他出院后还要阅读、研究。在北京住院期间，我利用会议间歇去探望。他还在嘱咐我主持好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修订工作，对修订内容、方法和修订组织工作都做出明确的交待。观者为之动容。
先生是一位德艺双馨、具有慈父情怀的师长。常言道：“学深人之师，德高人之范”。先生不仅学问做的博大精深，堪为人师，而且为人正直、善良、对学生总是给以慈父般的关怀，待人周到、细腻，令人感动。我校经济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刚刚建立时，学校配套服务不到位，先生指导的博士后人员最初曾经住在他的家里，学校分给宿舍以后，没给家具，先生就把自家的桌椅等送给他们使用。对博士生更是关怀有加，经常在家里为他们改善生活。先生待弟子之诚，宛若古之贤者。
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。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先生是异常勤奋的人，虽已近耄耋之年，仍笔耕不辍，案头总是堆放着似乎永远也干不完的工作我们都劝过先生：如此年龄，应该少些案牍之劳形，多一些颐养天年之乐才是！但先生的回答经常令我们汗颜，他说：工作总是有人要做，趁着能工作，就应该努力去做！先生生病以后，深感力不从心、身不由己，但仍然关心学校的各项事业，关心经济学科建设和发展。每有同志探望，总是拉住聊个不停，似乎忘却了病痛。他在病床上，忍受着病痛的折磨，亲自修改两位博士生的论文，使他们能够如期答辩。去世一周前，因为咽喉部肿瘤挤压，先生已近失声，但却把我叫到病床前让我附耳过去，用微弱的声音托付一个博士生的论文指导和答辩事宜。先生为弟子可以说是操尽了心，也操碎了心。
呜呼，吾师！长歌当哭，以掩涕兮。行文至此，痛悼之情无以言表矣。只有一句话： 先生走了，但他的学问、德行长存！
